谈一谈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精神世界的变迁

大家好，我是竹吟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精神世界从儒家传统精神到道家多元精神的一个变迁历程。

按语：党锢之祸可以看作士人儒家传统精神和道家多元精神转变的分水岭。在党锢前儒家传统精神占主导地位，党锢后道家多元精神占主导地位，但并不是说党锢前就没有道家多元精神，也不是说党锢后就没有了儒家传统精神。儒、道两种精神一直共存于东汉士人精神世界中，只是在党锢前后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变化而已。

汉末由政治黑暗引发的社会混乱最终导致了战乱频繁，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百姓生命的不保。此时的士人，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对死亡都有着极强的忧惧，对生命的渴望自然成了首要追求。

对此时的士人来说，儒家各种礼法约束已无意义，在党锢之祸中动辄舍生忘死血溅屠刀的场景已基本不会重演，取而代之的是轻视礼法和对生命的渴望，他们相信没有什么理想能高于宝贵的生命，怎样延长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追求。这就是道家多元精神中延天佑人、长生不老等观念的最好注解。

良少诞节，母憙驴鸣，良尝学之以娱乐焉。……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熟可为比？”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可为偶！”（《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传》）

（孔融）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后汉书孔融传》）

戴良学驴叫无拘无束，又自比大禹和孔子这两位儒家极为尊崇的先圣，狂放非常，足见对儒家经典的鄙视。孔融不拘身份地位，为了怀念知己蔡邕，他让貌似蔡邕的卫士与自己同席饮酒，这都是重自身性情而轻礼法的明证。

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常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后汉书文苑列传张升传》）

这段文字中张升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跃然纸上，情投意合的倾身结交，不问贵贱出身。这与当年李膺等士人交友时“非天下名士不见”形成了鲜明反差，可见士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张升这里儒家传统精神的谦逊、规矩和中庸之道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道家及时行乐、不压抑自我的自然思想。

矫慎……少学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逸民列传矫慎传》）嵇康……长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晋书嵇康传》）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养生论》）

矫慎和嵇康如此看重养生说明：注重自我价值、回归生命本体的道家思想已经大行其道。儒家那种动辄舍生忘死的轻生重义观在这时已经不流行了。

嵇康更是明言喜怒爱憎皆不关心，只以养生为重。结合嵇康所在的时代背景可知，这种思想的产生，也是黑暗严酷的政治社会现实对士人残酷压迫后的必然结果。

士人不是不关心国计民生，而是由于司马氏和曹魏的权力之争，使无辜士人平白卷入漩涡，生命毫无保障。对生命的渴望、对政治的恐惧、对社会的忧心、对前途的绝望使得士人只能把思想转为玄思，把才智用于养生。可士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最终难以逃脱政治漩涡的裹挟。

被称为“傅粉何郎”的何晏，以俊美的相貌和高深的才学称名于世，可就是由于是曹魏的姻亲，终难逃司马懿的杀手。一直提倡养生的嵇康，最终也没能保全生命，终以一曲《广陵散》悲情谢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具有道家多元精神的士人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纯粹避世的隐士，他们是有志难伸，不得已而持老庄之思想以顺应黑暗的时代。他们内心是有着是非观念的，对于路人皆知的司马昭篡逆之心，他们是从骨子里反感的。

他们对于司马氏行谋逆之实却伪尊名教的行为是极端鄙视的，但却被迫卷入政治漩涡难以超脱。对死亡的忧惧逼迫他们只能靠放诞不羁来求名保身，但即便如此生命的幻灭也是无常的。嵇康断然与好友山涛绝交，只因为山涛投靠了司马氏。他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书中表达了自己放任身心，追求自由自在，不拘礼法，厌恶政治的思想。

“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理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齐）类渐宽，重不攻其过。又读老庄，重增其效，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

在这些追求疏懒的话语背后，是他对黑暗政治的反感。看不起山涛那样为荣华富贵而投靠权贵，嵇康在这一点上明显还有的儒家思想的残留。这就是那个在那个特殊时代士人精神的复杂，已经接受了道家多元精神但又没有完全抛弃儒家传统，或者说在继续信奉儒家传统的同时又接受了道家多元精神。儒道两家思想在汉末魏晋时期是水乳交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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